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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的茶宴、茶道

发布时间:2013-03-18 20:51:50  965次浏览
     酒伴随着祭祀而进入礼仪之道时间非常长,比较而言,茶进入祭祀的时间要晚许多。
 
 《南齐书》载,南齐武帝萧赜立遗嘱云:“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这是茶第一次出现在重要的祭祀环节,当然在晋代的《神异记》中有敬奉神仙之茶,《异苑》中也有“赐茶得钱”的故事,都佐证“茶祭”的民间基础。对萧赜的“茶祭”后人往往解读不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其实与当时在魏晋之后的“尚简”文化有关。茶在唐代寺院中一直盛行的“祭佛”,宋哲宗去世时,也使用了茶伴酒祭奠:“宰臣再升殿,奠茶酒讫,移班诣东序,贺皇帝即位”。明代朱元璋也有用茶专门祭祀祖先之事。
 
 萧赜要求自己的祭祀为禴祭,禴祭就是殷商时代的春祭,因为五谷还没有收,祭品就非常简单,最省但心很诚。但从《诗经》、《易经》其他解释看来,这个季节,没有五谷,就用俘虏来的奴隶做人祭(人牲)。人祭和活祭都是古代祭祀中的高级形式,祭祀用牲畜和酒是一直的惯例,延续至今,那么萧赜这种破例就不只是为了节俭这一目的。
 
 我们来看看与它匹配的其他食物:饼、干饭、酒、干肉。你发现了什么?
 
 这些都不是熟食,熟食在汉语里,特指刚刚经过火与水加工出来的食物,消灭了食物的活性与生命,还散发着热力。比较热气腾腾的米饭、散发着香味的肉汤来说,饼、茶、干饭、干肉、无疑是活的、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萧赜实则是用这些廉价饮食的“生性”、“活性”、来代替以往祭祀中用“活人”,最终达到祭祀的最高形式。
 
  在食物上的运用,把生的变成熟的,一直被视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饮食,无非就是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这被《礼记?王制》甚至直接用来划分四方人群:“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不吃谷物(“粒食”)或不是熟食(“火食”),加上言语、嗜饮,这些都构成了民族与民族的区别,最终呈现出文化与文化的不同,甚至有了优劣和高下之分。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样的文明界限也应该视为人与神鬼的界限。神鬼不用吃熟食,他们餐风饮露,闻香而饱。茶得以恭列上等祭品行列,就在于其具备活与生的特性,且是饮品,配以酒,再与其他活形态食物一起搭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祭奠礼俗。
 
 比较祭奠祖先的方式,更加能明确这一点。在家里供奉祖先,一般是以熟食、酒和泡好的茶水为主,而一旦到了墓地,就变成生食(或干食)、干茶(或只有茶碗之类的象征符号)、酒,这说明什么?在家,你能感觉到祖先与你共在,饮食与你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还在以前一样共聚一趟,而一旦到了外面,就是阴阳两界的界限,人鬼殊途了。
 
 生熟之间,是生与死的界限。
 
 茶简约引发清廉气象,在萧赜之前,似乎就被其他士大夫发现了。《晋书?桓温列传》谈到桓温时说他在扬州牧任上时:“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晋中兴书》记陆纳为吴兴太守时,谢安前来拜访,陆纳只设茶、果招待谢安,不料其侄儿觉得太简单了,很丢面子,就私自陈上盛馔来款待贵客。客人走了之后,陆纳痛杖侄儿四十下,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在奢侈成风的魏晋,每个名士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标签,一些人找到五石散,一些人找到酒,而另一些人则是找到茶而已。不过,茶过于标新立异,就会出问题,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世说新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经验和科学都告诉我们,我们进食,是为了补充能量,所以吃什么很关键,阴阳协调理论在食物上的运用就是寒热之区别。为了补充热量,我们需要进食,但进食过度热量大于身体的承受力就会产生副作用,故世人常告诫对热量过大的食物,如酒肉要适量,同时也会配以阻止热量的食物,这叫做阴阳协调。
 
 以茶待客的起源,与茶的活性有很大关系。人无论是站着,还是走着,坐下之前都被视为耗费能量并产生热的阶段,那么,坐下就需要为身体降温,阻止热的继续消耗。如上所说,除了补充热量外,还有阻止热量消散的办法,其中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在人学会使用火之后,煮开水也被视为一种热量耗散直观经验,人可以目睹其从减少到完全蒸发的全过程。从水到开水,再到茶水,文明被持续推进。
 
 茶必须与水结合才能成为饮品,在语义学上,我们会看到水与茶结合,产生了茶水,与果结合产生了水果,水果与茶水的并肩,就是一种冷的制造。而肉类和酒,被视为一种热的食物,热让人想起发热症、热闹、喧哗,烦躁不安……甚至是整个尘世,故玄学家与佛教徒择茶而饮,意味深远。茶近玄,近禅,毋宁说更近道,玄学是以道学注儒学而生,禅宗又是佛学与道学的结合。
 
 日本人所言的“茶道”,正是禅宗与茶结合的产物。日本18世纪成书的百科全书《类聚名物考》记载,日本僧人南浦绍明于1259年将径山茶宴传入日本。“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这一史料明确记载了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径山茶宴,日本僧人回国后,将中国的禅茶文化发展成为日本茶道。
 
 比较酒宴来说,茶宴在中国形成相对晚了许多。南北朝山谦之在《吴兴记》中提到 “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可是,这并没有详细记载,大约与魏晋南北朝其他“以茶待客”的情形都差不多,主喝茶,而非酒。
 
 据《茶事拾遗》说:“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这说的是唐代钱起写的二首“茶宴”诗,“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与赵莒茶宴》),这首诗里有几个意象很值得注意,“竹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他们喝酒,我们喝茶,而竹子在汉语里一直都指代人的高风亮节,“蝉”同样意味着人的高清。“流霞”泛指美酒,北周庾信有“愁人坐狭邪,喜得送流霞”,晚唐李商隐有“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瑟鼓几时回”。这里说饮茶之趣远远胜过酒,而以茶的聚会也超过了酒宴。《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中云: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与赵莒是两人喝,在长孙家,是三人会。喝酒与喝茶在人数上有很大的区别,喝酒是人越多越热闹,喝茶是人越少越清静。喝酒的场合会人越来越多,而喝茶,则越喝越少。这首诗会让人莫名地想起陶渊明来,喝茶谈玄是唐时期的时代特征,与魏晋喝酒谈玄有得一比,唐诗中大量喝茶诗,都忍不住要与酒做比较,亦是一大特点。以前是酒近仙道,现在喝茶同样可以,自陆羽、卢仝以来,这几乎成为共识。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薄黄酒对病眠人。
 
 在白居易这首题为《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的诗歌记叙里,唐代茶会似乎是产茶地主事宴请大臣的一种手段,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都是当时的名茶,两州太守在春茶收成之际,联合开茶会与大家联络感情。白居易这次未去参与,而能写出来,也说明他曾有过去的经验。
 
 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则告诉我们,从唐代开始,三月三上巳日已经结束了酒一统的局面,茶宴也开始发力,一样地活色生香:“三月三日,上巳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及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流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味,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霞仙浆,无复加也。”不过,这不应当视为一种流行元素,至少在官方眼中,酒宴(乡射)才是正道。
 
 据北宋陶谷《清异录》记载,五代文学家和凝在朝为官时候,常邀请同事轮流做东,“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他们把这种以茶会友的方式自称为“汤社”。目前诸多字典收录的“茶会”词条,来自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里面记载“大学生每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宋代举国兴茶,以茶为名的聚会不少,“斗茶”可谓上席卷君臣,下牵动平民百姓。
 
 到了明代,茶空间独立出现,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朱权首创茶灶之时,就意识其重要的价值,其《茶谱》云:“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的瓦器如灶样,下层高尺五为灶台,上层高九寸,长尺五,宽一尺,傍刊以诗词咏茶之语。前开二火门,灶面开二穴以置瓶。顽石置前,便炊者之坐。予得一翁,年八十犹童,疾憨奇古,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衣以鹤氅,系以麻绦,履以草履,背驼而颈蜷,有双髻于顶。其形类一菊字,遂以菊翁名之。每令炊灶以供茶,其清致倍宜。” 茶灶是明代茶空间的前身,明代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茶空间的出现。茶空间一开,连隐士都自动上门了,这在宋之前,根本就无法想象,明代茶人的营造之功非同小可。
 
 《茶谱》里增加了一童一灶。童是伺茶童子,灶是专用茶灶,如此一来,茶空间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品茶时,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用瓢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汤,等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等茶泡到最好时候,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说:“为君以泻清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谈话,礼陈再三,琴棋相娱。这很有趣,宋代斗茶皆为茶而来,明代不斗茶,喝茶中多了主客的礼仪,而喝茶之余,大家还可以下下棋,听听琴,尽显闲情逸致。
 
 如果把许次纾《茶疏》、黄龙德《茶说》、罗廪的《茶解》里各自论及的出游、藏茶之所、喝茶之所、茶童联系起来,不难看到茶空间的广泛性。而要建造这样的空间,需要许多资金。明代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
 
 多年的积累,使得许多士大夫出生时,家底已经非常宽裕,让他们在科名之外有了自主选择生活乐趣的权利。若不是如此,也不会有袁宏道兄弟、张岱那般的纨绔子弟在文字里大大咧咧地海吹自己玩物的极致。物质越进步,精神就越倒退?这不好说。
 
 明代有钱有闲的士大夫热衷旅游,不过他们更想把风景带回家,明代的园林就此产生。那些有钱的文人把山水修建在自己的家里,许多文人终其一生的营造,就是为了拥有个理想的园林。
 
 出身不怎么样的戴名世曾在为生活奔波的路途中,因为“私自念年近五旬,而无数亩之田可以托其身”而恸哭,他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园林:“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章,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其园无径,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鱼。主人以半日读书,以半日看花,弹琴饮酒,听鸟声、松声、水声、观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岁几更欤,代几变欤,不知也。避世者欤,避地者欤,不知也。”后来终于有钱,达成愿望:“买南山冈田五十亩,并宅一区。田在腴瘠之间,岁收稻若干。屋多新筑,颇宏敞,屋前后长松不可胜计。”
 
 画家徐渭在获得胡宗宪所赠之稿酬后,即将此款用以购置住宅,他在《徐文长秘籍》中讲到:“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霄兀坐,松月下、花鸟间、青石旁,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林飘烟。”
 
 钱谦益更是为了柳如是多次置业,顾公燮在《丹午笔记》里提到他的第一次置业,“绛云楼”简直令人垂涎:“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西,房珑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牣其中。君于是乎俭梳静妆,湘帘棐几。煮沉水,斗旗抢,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讹,间以调谑,如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这在唐宋时代颠簸流离的士大夫眼里,简直是可望而不及的事情。”
 
 李清照与赵明诚一辈子颠沛流离,猜书喝茶的故事也只是生活中极为少见的动情文字,哪比得上钱谦益这般腰缠万贯之人,就是退休了,也可以回到红豆山庄声色犬马。
 
 有了家业,即便没有这个园林,也需要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也许是各种古董玩具,也许是金石文化,也许是花花草草,当然,也许就是一个茶室。
 
 茶室的出现,导致喝茶空间的效果被无限放大,在这个空间里,明代的士大夫可以肆意地调动身体诸感觉,味觉、视觉、触觉、听觉……还把心与身体完全捆绑,身心俱醉于数代营造的物化精神之中。
 
 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谈到自己的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并以为这是“幽人”的首要大事,不可或缺。文震亨不仅继承了祖父的遗产,还沿袭了祖父的嗜茶爱好。
 
 比较下高濂与许次纾的茶室,便会发现,文震亨的级别最高——园林级别。高濂在《遵生八笺》谈到茶寮定制:“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灶一,茶盏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茶臼一,拂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箸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茶盘一,茶橐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许次纾《茶疏》里的茶所更糟糕,连茶童都没有:“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腾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悬之,见用之时,即置房中。斟酌之后,旋加以盖毋受尘污,使损水力。炭宜远置,勿令近炉,尤宜多办宿干易积。炉少去壁,灰宜频扫。总之以慎火防,此为最急。”
 
 此外,还有屠隆《茶说》:“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陆树声、徐渭、张谦德等人都谈过茶寮,没有与文震亨相匹敌者。茶童之作用和意义,不是唐诗语境那种“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担负起这个活的空间——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茶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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