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十万年前，云南就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热带和亚热带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他们的食物来源偏重于采集业，这使得他们对大自然中各种植物包括茶的认识较为深刻。据罗平、师宗县志考证，早在2100多年前，罗平、师宗一带已进行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栽培。另据傣文记载，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云南就已有茶树栽培。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未提到云南，这可能是囿于见闻。比他稍晚的唐代人樊绰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是当时统治云南的南诏王所建，地辖今元江县、镇沅县、景东县、澜沧县以及西双版纳州，与后来普洱茶的主产区大体吻合。

  《蛮书》的这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首先，银生城产茶地为“诸山”，这诸山应当不只包括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其辖区内的其他山区也应有一些是产茶的。据南传佛教贝叶经书，公元842年所写的《佛主缘叶》记载，佛主释迦牟尼曾经向傣族先民传授茶叶药用、食用、种植、制作等方法。抛开此记载中的神话因素，可知在唐以前，傣族先民就已对茶有了充分的认识。另据哈尼族支系僾尼人口啤相传，1600年以前，当僾尼人进入西双版纳地区时，当地已有了土著所种的茶树。至今，在西双版纳、普洱、景东、景谷、澜沧等地还保存有大量野生型、过渡型、人工栽培型古茶树，同时，这些地区也都是古银生节度所辖，可以作为“银生城界诸山”产茶的活佐证。蒙舍蛮（当时南诏的统治民族）既然饮银生城出的茶，就要将其运出银生，运到其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这种运输的数量有多大已无从考证，但参照宋、元史料，南诏时期云南的茶叶已成为商品。

    其二，当时云南还没有类似中原的采造法，只是散收。散收后的初步加工方法是否是曝晒并未提及。陆羽在《茶经》中提到，中原制茶法为：“蒸之、捣之、拍之、培之、穿之、封之”制成饼茶以备用。散茶从保管的角度看显然不如茶饼，然而这种制茶技术却恰恰是后来出现的普洱后发酵茶的必要条件。

    其三，蒙舍蛮饮茶是将茶叶、茶椒、姜、桂皮等物一起放在锅内烹煮的。这种饮茶方法在中原也存在，并被陆羽斥之为“沟渠间弃水耳”（《茶经·六之饮》）。陆羽的看法应该说是一种偏见。由于未经加工的茶叶或杀青温度不够的晒青茶叶有一种生涩味和青草味，因此用“椒姜桂”等重味佐料和茶叶一起烹煮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饮茶方法，同时，“椒姜桂”的散风去寒、温热助阳作用对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也是有益的。这种饮法在现今白族三道茶中可见遗风。

    唐宋到元代，关于滇茶的记载较少，除前面提到的《蛮书》外，还有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提到的：“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百夷指滇西金齿国的傣族等少数民族先民。当时，金齿虽然有茶叶交易，数量必亦不大，致使明代所著的《元史》仍将云南列为不产茶的行省。